记者近日在京调研了解到，作为我国跨境税源集中的地区，北京区域内跨国公司避税现象日趋多样化、复杂化。这对反避税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北京从工作制度、管理体制、调查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反避税工作成效初显。结合北京反避税工作经验以及遇到的困难，受访人士认为未来提升反避税效率还需在人才培养、信息共享、完善市场等三大领域发力。

　　反避税工作紧迫性凸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公司不断壮大，北京税源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北京市国税局调查发现，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跨国公司对全球子公司的管理权由过去较为分散转为相对集中的模式，利用全球资源配置和价值链优势，采取转让定价、资本弱化、在避税港设立空壳公司等多种手段进行避税。反避税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日益凸显。

　　一是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充分获取合理税收利益的需要。

　　“跨境税源是块肥肉，谁有本事谁吃。近年来召开的G20会议、G8峰会都将打击跨国避税作为重要议题，全球新一轮的反避税浪潮正在兴起。反避税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我们不利用好反避税工具维护税收主权，在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中就要吃大亏。”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直属税务分局副局长侯哲义说。

　　侯哲义的判断并非危言耸听。在反避税调查中，第二直属分局发现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地区招商引资和税收优惠政策，在转让定价问题上大作文章。

　　例如，北京一食品研发企业为某世界食品行业巨头的关联公司。其大量研发工作在国内完成，然后以极低的价格向境外关联方提供研发劳务。据调查，该公司向境外收取劳务费的完全成本加成率仅为1%，远远低于同类型公司的平均水平。这在减少该研发企业在国内收入的同时，无形中也大大降低了在国内的应纳税额。

　　二是推动企业走出去，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的需要。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直属税务分局反避税一科副科长闫和彤说，除了反避税调查外，就“走出去”企业的境外纳税事宜进行双边磋商也是国际税收工作的重要内容。“如果这项工作跟不上，企业‘走出去’就难以享受其他国家税收优惠或承担双重征税的风险。”

　　去年，该局对北京1000多家“走出去”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超过半数企业受到过税收歧视。目前，与“走出去”企业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有境外所得税收抵免、税后协定待遇及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等，但99%的被调查企业不能全部了解这些规定。这让不少企业遭遇国外税收重压。

　　全方位构建反避税工作新机制

　　侯哲义等人认为，面对跨国公司越来越多的避税行为，税务部门必须有所作为。尤其是当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不仅应充分认识到反避税工作有组织收入、调控经济和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功能，更应从适应、引领新常态的高度来看待反避税工作。基于此，税务机关应结合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新特点，探索反避税工作的新方法、新机制。对此，北京市国税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一是建立反避税分局，以制度规范流程。

　　北京市国税局成立了以反避税专业化管理为核心工作的第二直属分局。这在全国是第一家。在此基础上，北京市国税局又进一步厘清了直属局和区县(地区)局的工作职责，弥补了反避税工作制度的缺失，形成了完整的工作链条。同时，出台《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特别纳税调整案件集体审议办法(试行)》和《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特别纳税调整案件档案管理办法(试行)》两项配套制度，减少了执法风险。

　　二是开发反避税管理信息系统，创建以行业宏观分析、综合选案、流程管理为主体，以数据采集和信息共享作支持的反避税架构。

　　在当前反避税工作中，行业宏观分析有助于改变反避税调查“隔墙扔石头、砸着谁算谁”的零敲碎打现象。为此，北京市国税局自行研发了反避税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将存在反避税风险的企业进一步划分为高、中、低三类，为选案工作提供依据。目前，该局已经通过人工选案与系统选案相结合的方式，成功筛选出多户重点案源，并转入案件调查环节。

　　三是探索研究热点行业的避税模式，创新调查方法。

　　虽然企业避税形式多种多样，但仍有规律可循。北京市国税局结合重大案件与疑难案件调查，对制药行业、奢侈品行业和软件企业进行深入调研，研究行业经营特点和企业避税模式。

　　侯哲义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第二直属税务分局对某电子产品生产企业进行反避税调查时发现，其产品多数销售给境外关联母公司。该企业仅获得很低的利润水平，存在明显的转让定价避税嫌疑。

　　调查人员在对该企业进行可比性分析时，不仅应用上市公司的公开财务数据，还选取了中国境内非上市可比企业，并应用税务系统的内部数据进行测算，保证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最终，该企业补缴企业所得税4亿多元。通过对该企业的转让定价调查，调查人员对北京乃至全国的手机行业有了更深入全面了解，为其他跨国手机生产商的转让定价调查起到了很好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提升反避税效率还需在三领域发力

　　当前，跨国纳税人的国际避税行为已经成为国内发达地区税务机关共同面临的难题，对其识别和管理避税风险的能力提出了很大挑战。结合北京反避税工作经验以及遇到的困难，受访人士认为未来提升反避税效率还需在三领域发力。

　　一是加大对高端反避税调查和预约定价谈签人才的培养力度。

　　侯哲义说，尽管这几年我国反避税工作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从事反避税工作的人员无论是总量还是整体业务水平都有差距。随着国际经济合作的加深，反避税工作量将会越来越大。以北京为例，2014年共调查17户转让定价案件，调查数量比上年增长70%。

　　在这种形势下，加强队伍建设，培养骨干人才刻不容缓。为此，可采用会议、讲座、交流、走出去学习等多种方式对国际税收业务骨干进行业务培训。制定国际税收人才库，反避税人才库和外语人才库管理办法。对进入几个人才库的人员的培养、管理和使用进行研究摸索。

　　二是加强信息共享，建立“数据仓库”。

　　反避税是一种需要各种信息做判断做支撑的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税务部门获取企业工商、外汇、海关、金融等方面的信息渠道并不通畅。同时，跨国公司提供相关信息的动力不强，或是提供的信息有限，或是拖延信息提供时间。基层反避税工作人员希望能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将跨国公司相关信息能够统一到一个平台上，形成共享的“数据仓库”。

　　三是进一步完善和培育国内税务中介市场。

　　目前，内资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的业务主要涉足在国内税收领域，跨国公司的业务则基本被国外机构垄断。国外机构深谙欧美税收筹划思维，避税筹划手法娴熟，同时又比较抵触国内的反避税规则。这加大了反避税工作的难度。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进一步推动外资会计师事务所的本土化进程，培育适合中国经济环境和政策氛围的本地专业人才，使之更加公正地参与跨国税收中介服务市场，这在客观上将促进反避税工作的开展。